摘 要：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近些年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纵观近当代职业教育150余年发展轨迹，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使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成为必然。从现有实践来看，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主要存在合办、转型、升格或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三种模式，各地各院校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同时也遇到“办什么”“谁来办”“怎么办”“怎么评”等多重问题与困惑。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要坚定不移走类型特色发展道路，科学处理好既有政策延续性和未来政策创新性、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把握好中央统筹与地方、院校多路并举创新实践之间的张力，合力推动职业本科教育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推进。

关键词：职业本科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用技术大学；职业技术大学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近些年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决定》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作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重要指示。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服务支撑“双循环”经济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是满足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学历需求不断攀升、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支撑。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具有迫切的国家需求、社会需要和院校意愿，但职业本科教育的定位、内涵、办学主体和发展路径等在理论上仍未厘清，在实践上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本文梳理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演变和实践探索，聚焦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提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建议。

一、职业本科教育历史演变

把握职业本科教育的生成逻辑，是科学理性地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前提和基础。职业本科教育可在职业教育的历史轨迹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政策沿革中追踪溯源。

（一）近当代职业教育的历史轨迹

具有近当代意义的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纵观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发展轨迹，总体呈现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高职兴起，形成中职与高职高专并举的局面—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中职高职在“示范校”带动下办学质量显著提升—职业本科教育在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顺势而兴的演变历程。

1. 职业教育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19世纪60年代—20世纪90年代）

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洋务派“制洋器”“采西学”，并于 1866年创办了近代以来第一所军工技术学校——福州船政学堂，此后，机械、电讯、电报、交通、医学等20余所技术学堂陆续创办，[1]培养“工艺”之学所需的“治事”之人。1918年，我国著名教育家、近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创办中华职业学校，践行“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教育理念，开启现代职业教育的先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学习苏联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围绕156项新中国工业化重点工程，配套建设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为各项建设事业服务。改革开放时期，为扭转当时社会人才结构、教育结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远不适应的局面，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作出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实现大体相当的决定。此后，中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壮大，1991年，全国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270.27万人，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在校生达到685.5万人。[2]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人才需求的层次结构相适配，中等职业教育成为这一历史阶段职业教育的主要办学形态。

2. 高职兴起，形成中职与高职高专并举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世纪之交）

20世纪90年代，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数连年上涨，1996—1998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比例均达到高中阶段的60%以上。至1998年，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招生530.03万人，占高中阶段招生比例的56.96%，在校生1467.87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比例的60.02%。[3]与此同时，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兴起。高等职业教育是“三改一补”的产物，即对当时现有的高等专科学校、短期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进行改革、改组和改制，并选择办学质量高、符合升格条件的部分中专作为补充，组成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院校，主要面向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水平技能人才。专科层次职业教育逐渐成为职业教育办学的重要力量，中等职业教育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并举的办学格局由此形成。

3. 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中职高职在示范校带动下办学质量显著提升（世纪之交—党的十八大）

2002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7个方面24条举措，以单项改革为突破口着力破解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2005年，我国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在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设立专项提升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建立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制度推动教育公平等方面发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在办学规模上，2005年，中等职业教育开始大扩招；2006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突破700万；2007—2011年，连续5年突破800万；[4]到2011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达13 093所，在校生2205.33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的“半壁江山”。高等职业教育也实现快速发展，2011年，高职院校达1280所，在校生744.06万人。[5]在办学质量上，2006 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支持建设100所国家高职示范校；2010年，新增建设100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以此继续推进高职示范校建设；同年，教育部、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建设1000所国家中职示范校。示范校、骨干校在办学模式、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师资队伍、管理机制、办学效益等方面得到较大提升，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经过示范校、骨干校建设，办学实力、服务水平和辐射能力显著增强，逐渐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力量。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纲要》颁布后，江苏、浙江等产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为满足区域经济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开始了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与专科层次高等职业院校合作培养专科层次高技能人才，以及优质专科层次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本科学校联合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实践探索。

4. 职业本科教育在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顺势而兴（党的十八大至今）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产业经济发展需求看，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专科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已无法满足新时期产业转型升级对高层次人才的巨大需求；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看，经过示范校建设项目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具备了培养更高层次人才的基础和条件，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呼之欲出。

2014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制定“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任务，明确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出台，奏响了深化综合改革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同年，高等职业院校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扩招100万，此后两年继续扩招200万，成为助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也是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功能更加完善。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197所高职院校成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单位，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办学模式更加成熟，“类型教育”地位逐渐凸显，职业教育面貌已经发生格局性变化。然而，从职业教育体系视角看，职业教育体系底部大、中间强、顶部弱，总体而言，处于“大而不强”的发展阶段，加快完善“强起来”的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势在必行。

2021年4月，在建党100周年、“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科学审视职业教育的战略定位，作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要“努力建设高水平、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孙春兰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本科职业教育培养体系”。5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要“巩固中职的基础地位”“巩固专科高职的主体地位”“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发挥好引领作用”。[6]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已成为新时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增长点。

（二）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沿革

1. 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和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并行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是比较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亦是如此。就其本质而言，职业本科教育政策演变是围绕职业教育体系展开的。从职业教育体系的政策演进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构建职业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确立了职业教育体系的法定地位。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建立服务需求、开放融合、纵向流动、双向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在层次结构上搭建了中、高、本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通道；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路径上，提出“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由此，本科职业教育伴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完善正式写入政策文本。

2015年，教育部出台《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强化地方政府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落实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形式”，将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动权交给地方。同时，在继续保持“推动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引导一批独立学院发展成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重点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政策稳定前提下，创新性地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为高水平专科层次职业院校开展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开创了新的发展空间。

2.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率先推进

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颁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引导转型高校在办学思路上要“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在转型高校服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将促进其与中职、专科层次高职有机衔接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强调“建立与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机制”，并“适当扩大招收中职、专科层次高职毕业生的比例”；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坚持试点先行、示范引领，“按照试点一批、带动一片的要求，确定一批有条件、有意愿的试点高校率先探索应用型（含应用技术大学、学院）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试点高校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高校转型内生动力活力，带动更多地方高校加快转型步伐，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3. 职业本科教育正式进入试点实施阶段

2019年1月，“职教20条”首次在政策中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需要有一个独立、科学、完备的教育体系，为此，“职教20条”提出了许多体现职业教育类型规律特征的重要举措，其中之一就是要“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这标志着职业本科教育正式进入试点实施阶段。同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试点学校完善提高和测评指导工作的通知》，对试点学校设立完善提高期，并在完善提高期结束时进行测评指导。2020年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专业设置论证工作的通知》，全国各地积极筹备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2021年1月，教育部印发《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再次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工作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大步。

二、职业本科教育的实践探索及问题困惑分析

“双循环”经济下，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层次上移的外部需求、职业院校提质培优的内生促动、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学历层次需求的不断攀升，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三重需求”叠加。在实践中，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积极探索，通过多种途径试点推进职业本科教育，积累经验的同时也遇到多重问题与困惑。

（一）三种实践模式

从现有地方实践来看，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合办，即优质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第一，“4+0”职教本科班，即高职和本科院校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四年全部在高职院校培养，毕业发放本科院校文凭。第二，“2+3+2”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这是北京市探索实施的中、高、本贯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实践模式，贯通培养学制为7年，其中前3年为中职教育阶段，中间2年为高职教育阶段，后2年为本科教育阶段。学生前5年在职业院校学习，后2年在本科高校学习。[7]第三，“3+2”“3+1”“2+2”高职与本科院校分段培养等类型，这是目前最普遍的培养模式，高职与本科院校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前半段在高职院校学习，通过转段考试后，到本科学校完成接续学习，通过毕业考试后获取本科学历。在“4+0”模式中，高职院校作为主体办学方，面临着“学校没有冠名权、教师没有主导权、学生没有归属感”的现实困境，[8]但是对高职院校独立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而言，锻炼了师资队伍，积累了办学经验。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贯通培养、分段培养等模式，架起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立交桥”，解决了高职学生升本的成长通道问题，但其实质是在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基础上实施的学术或工程教育，学生升入的是普通高等学校，[9]尚无法推动达成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

二是转型，即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培养应用技术人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广东、河南、辽宁、吉林、云南等20多个省（区、市），从简政放权、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教师聘任等方面出台了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相关政策，为高校转型改革提供支持。截至2018年，已遴选出300多所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了转型改革试点。[10]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本质属于普通教育类型，而非职业教育类型，以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并不能发展完善类型教育下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无法实现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初衷。

三是升格或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即专科层次职业院校通过升格本科或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独立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其中包括公办高职院校升格1所，民办高职院校升格21所，优质公办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6所，独立学院转设1所。由于公办高职院校直接升格受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原则上现有专科高等职业学校不升格为或并入普通高等学校”既有政策的限制，民办院校在办学过程中能够汲取的财政资源、体制资源和市场资源又相去甚远，[11]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成为目前专科层次高职院校升本成功几率最大的途径，许多地区在积极推进二者的合并转设。但独立学院数量毕竟有限，且“嫁接”后的职业本科院校是否能够迅速调整好学科与专业的关系，聚焦类型教育定位，凝心聚力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二）职业本科教育的问题困惑分析

调研显示，高职院校普遍对职业本科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与困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 办什么：职业本科教育与职业专科教育、职业技术大学与应用技术大学的区别在哪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对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和专业设置条件提出明确要求，但在“类”与“层”的定位与内涵界定上未有统一明确说法。其一，绝大部分院校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定位存有困惑，是“技术本科”，办本科层次的技术教育？是“高职本科”，作为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延伸和升级？是“应用本科”，应用型本科教育？还是职业本科，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其内涵边界尚未厘清。其二，大部分院校表示，两个文件提出了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建设的硬性标准，指明了学校、专业的建设方向，但在“软”的内涵建设上，职业本科教育与职业专科教育的区别是什么，职业技术大学与应用技术大学的区别是什么，与同类、同级教育相比，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课程标准的层次性、差异性如何体现，这将直接影响职业本科教育建设的水平和层次，迫切需要进行科学、准确地界定。

2. 谁来办：公办还是民办，“双高”校还是达标式审批

哪些高职院校能够成为并应该成为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主体？无论是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还是地方和院校的零星试点，都还处于摸索和探索阶段。目前已升格的29所职业本科学校的比例结构是否代表了未来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主体结构？大部分院校对此存在很大疑虑。首先，民办高职院校升格举办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牵引”并不“服众”。从已升格的民办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看，无论在生源质量、师资力量、人才培养质量、区域服务能力等方面与许多高职院校尤其是“双高”院校尚存很大差距。其次，在“高职院校原则上不升格为本科院校”政策尚未“解绑”的状态下，一所公办院校升本并不具有普适性。再次，独立学院具有学科教育和学术型高校的基因和传统，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后能否快速协调好专业与学科的关系、职业与应用的关系，坚持类型教育特色，在职业本科教育中体现高质量、高标准、高起点，都是一个未知数。未来，发展职业本科院校，民办职业院校相对公办职业院校的几率是否更大，在公办院校中，是“双高”率先升本还是院校在达标后都有机会，是广大高职院校关心的共同话题。

3. 怎么办：学校升格还是专业性长学制培养

职业院校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推进路径不清晰，是院校整体升格还是专业率先长学制升级？是教育部统一部署，还是省域自主决定？目前，在省部共建“高地”的一些区域文件里，对区域内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有所规划，但路径不一。如江西省支持公办高职直接升格，“支持江西2 所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升格为职业教育本科院校”[12]；甘肃省支持独立学院与公办高职合并组建，“依法依规推进2—3所符合条件的独立学院单独转设或与省内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合并组建为职业教育本科院校”[13]；浙江省支持“双高”院校整体升格和专业率先升格同时进行，“支持进入国家‘双高计划’的温台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教育本科院校或转型为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并支持其骨干专业试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14]等。除此之外，还有绝大部分省份未对职业本科教育推进路径有明确安排，更多院校处于混沌和观望状态。

4. 怎么评：公办与民办是否同一标准，如何把握职业本科的应有标准与现实状态的平衡

对职业本科学校如何评估，是各方面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第一，已升格的29所职业本科学校由于“出身”不同，办学质量和水平不一。民办职业本科学校与公办职业本科学校是否实行同一标准评估？第二，如何在职业本科教育的“应有标准”与职业本科学校、专业的“现实状态”中找到评估的平衡点？如何在职业本科学校、专业评估的“硬件”与“软件”要求上找到结合点？这是职业本科教育公平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体现。

三、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路径策略

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要坚定不移走类型特色发展道路，科学处理好既有政策延续性和未来政策创新性、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把握好中央统筹与地方、院校多路并举创新实践之间的张力，合力推动职业本科教育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推进。

（一）统一认识，现阶段职业本科教育不包含应用技术大学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应用技术本科与职业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主要任务、办学模式等方面具有非常相似之处，因此，两个概念经常在职业本科教育探讨中交织一起、混为一谈，造成实践中的困惑。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要从统一认识入手，清晰界定二者的关系，明确职业本科教育不包含应用技术大学。第一，从办学基因看，应用型高校大部分来源于普通本科高校“转型”，而职业本科学校主要来源于专科层次职业学校“升格”，二者与生俱来的特质和属性有较大差异。第二，从人才培养逻辑和专业建设逻辑看，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是学科逻辑，专业建在学科下，以技术应用为导向；职业本科学校的人才培养直接对接工作岗位，专业生长在职业岗位上，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第三，从管理体制和评价标准看，应用型高校属于普通教育类型，归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管理，按照普通教育办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进行评价；职业本科学校属于职业教育类型，归属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管理，按照职业教育办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进行评价。第四，从形成原因看，应用型高校是推动高等教育分类改革、实现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的结果，将应用型高校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金字塔”顶部实现贯通培养，是在高等职业院校“升格”条件尚不成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又迫切需要建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新形势下，职业本科教育试点需厘清思路，遵循职业教育办学规律，着力探索高层次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新模式。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中，应明确不同层次职业教育名称及定位，如职业中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专科层次）、职业高等教育（本科层次）等，为职业本科教育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依据。

（二）政策落地，出台职业本科教育实施方案

尽快出台专门的规定性文件，落实落细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总体意见和实施方案。一是厘清定位，统一认识。科学界定职业本科教育内涵，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标准，使各方对职业本科教育与职业专科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方案的衔接性与区分度上，以及对职业本科教育和应用技术大学在办学基因、人才培养类型、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性上，统一观念，达成共识。二是明晰权责，形成合力。有效引导中央、地方和院校各定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坚持中央统筹：明晰内涵、出台政策、优化标准；地方主责：建立试点、创新模式、总结经验；学校主体：内涵升级、提质增效、练好内功。形成国家、地方以及院校多方政策合力，统筹谋划、有序推进，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办好职业本科教育。

（三）专业先试点，用标准打破职业本科学校的“出身”限制

坚持稳步发展总基调，处理好快与稳、点与面、名与实的关系。一是以职业教育专业率先长学制升级为突破口稳步推进。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调整是不断地与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的需求相适应，以专业为单位逐步升本比按学校层次为标准更有激励性和公平性。[15]二是对切实需要进行长学制人才培养的专业加紧研究。加强对专业人才培养规律和职业教育体系层次结构的研究，确定职业教育本科专业目录和职业本科院校需求结构，尽快明确哪些专业切实需要办本科，哪些院校有必要升本科。三是实行公办民办高职院校升本“一视同仁”，以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设置标准为依托，坚持高起点准入。提高职教本科院校设置的公平性，取消公办高职院校升本政策限制，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作为举办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的资格准入依据，对公办和民办高职院校全面实行资格准入、同台竞争，以准入标准引领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高起点办学。四是以评估标准制定为抓手引导职业本科学校（专业）试点打造标杆。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试点推动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在“点”上积累经验，才能推动“面”上少走弯路。应尽快制定评估标准，把好学生的入口关和出口关，把好办学的过程关，充分发挥评估标准指挥棒功能，引导职业本科教育和专业高质量发展、高标准运行。

（四）完善标准，切实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内涵

没有标准就没有质量。《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对职业院校试办本科院校（专业）起到很好的定向和指引作用。两个文件立意好，体现类型特征，突出高阶高位，但标准也是分层分类、动态变化的。一是两个标准需进一步在职业本科教育实践中不断完善，动态优化。办学标准不仅要体现“高”，更要体现“职”，要使“高”的要求更加符合职业本科院校办学实际，更加凸显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条件。例如，专业标准中对教师队伍博士比例（不低于15%）的强调固然重要，但是否要突出“双师型”教师，以及聘请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作为兼职教师更具适切性；院校标准中除强调生均图书（不低于100册）外，是不是还要突出岗位工作手册、产品说明书会更具实用性，等等，需要在试点实践中不断校验和更新完善。二是以标准带动职业本科教育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上探索先一步、高一筹的经验和模式。即在增强“同等重要”的政策、“立德树人”的目标、“服务经济社会”的功能、“贯通融通”的体系、“产教融合”的制度、“专业课程”的供给、“双师队伍”的保障、“职教特色”的治理、“双轮驱动”的活力、“信息技术”的手段等方面的适应性上先试先行，总结经验，发挥头雁作用引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16]

（五）加强融通，构建国家资历框架制度

一是切实推动职业中高本贯通落地。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培养模式、课程内容等方面，加强本科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衔接。二是切实加强职普融通。适当提升职业本科教育的知识、研究等含量，加强应用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三是加快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建设。在标准、内容等方面制定互通互认或等值等价的标准，推动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训并举，学业证书与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国家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证书的互通互认，彻底打破“唯学历论”，避免一窝蜂“升本”，为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营造科学健康的发展环境。[17]

（六）地方主责，创新职业本科教育多元发展路径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区域职业教育的指导者、管理者和实施者，是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推进主体。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遵循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根据区域产业发展层次结构和人才需求，创新模式，多路并进，做好职业本科学校和本科专业的布局、规划和实施。一是体系化打造学校职业教育新格局。从构建科学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出发，坚持类型定位，注重职业教育中等、高（专）、本科系统化和整体化，在学校体系、标准体系、培养体系、育人机制、评价体系等方面，大手牵小手，协同发力，不能只为追求高学历而升本。二是以“双高”院校重点专业群为抓手，探索创新职业本科教育（专业）发展多元模式。对标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办法，多措并举、多路并进，进一步提升重点专业（群）的发展水平和带动引领作用，以专业（群）的升格和升级带动区域职业教育专业和学校全面升级。三是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如创建一些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与企业合作举办本科层次的产业学院，也可以探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模式。

（七）学校主体，提质增值以内涵升级为升本奠基

职业院校要积极“练好内功”，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不是要建立更多的本科学校，而是要建立高水平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本科学校试点，对学校的考验关键在三点：一是学校管理机制的升级，二是人才培养标准的提高，三是师资队伍水平的适配。无论职业院校是否升格，都应在“升级”上下功夫，在深化内涵建设上下功夫，在狠抓办学关键要素的质量提升上下功夫，如此才能够真正实现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初衷。（责任编辑：刘红）

本文刊载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总第281期），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教育管理杂志社（ID：JYGLZZS）